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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討論下揭甲骨文字形：

對於這四組形體，學界長期没有予以認同。關於A形，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以下簡稱《詁林》）根據上下橫筆是否打穿兩端豎筆的情形（即嚴格區分丼和丹），將其分別編爲2855和2861兩個號，並没有隸釋，在2855號出按語云：“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”在2861號下按語云：“當爲人名。”[1]關於B形，《詁林》列爲2876號，亦無隸釋，按語引出《屯南》2408辭例後說“爲地名”[2]。關於D形，討論最多。商承祚先生釋“葬”，陳漢平先生釋作“㕣（兖）”。《詁林》按語說：“字从‘歺’从‘凵’，釋‘葬’、釋‘兖’皆不可據。”[3]從《詁林》所錄情形看，學界對這四組形體的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晰。一方面，論者並没有把四者統一起來研究；另一方面，並没有對四種形體給予準確隸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甲骨釋文類的工具書一般都摹錄原形[4]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，學界對上述形體的認識逐漸清晰起來。以當前最有代表性的兩部甲骨工具書爲例，可見一斑。A形，劉釗先生主編的《新甲骨文編》隸定作“”[5]， B、D二形，《新甲骨文編》分別隸定作“”和“”，相次排列[6]。把A形隸定作“”，顯然是吸收裘錫圭先生意見的結果。裘先生在《釋“柲”》後面所附“釋‘弋’”一文中，末尾提到了本文討論的A形，並說“這個字似从‘丹’或‘井’，从‘弋’，上引卜辭似用爲人名。”[7]李宗焜先生的《甲骨文字編》把AC二形分別編爲3681、3683、3684三個編號，並没有隸釋[8]。又把B形編爲3616號，隸釋作“”，把D形編爲3610號，隸釋作“”[9]。可見，李先生對BD二形的處理與《新甲骨文編》同。現在所能見到的論文，涉及這些字形時，也多以這些隸定字形指代，並未見到相關字形方面的深入討論。

無論何種隸定，也只是反映了對該字所从兩個偏旁的認知，並没有指出該字到底相當於後世的哪個字。另一方面，目前所見甲骨文字典、字編仍然没有將上述四種形體加以認同。這都是值得進一步仔細探究的。下面先從文字結構層面對上述四組形體進行分析，將之加以認同，然後再討論此字相當於後世哪個字的問題。

此字上部所从之“”，更多時候寫作“”，柄部有歧出的斜筆，且下部兩個平行豎筆之間有斜筆連接。這種形體，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象一種歧頭的鏟臿類掘土工具[10]，所言甚是，得到學界多數學者的認同。A組下部所从當是“丼”字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些形體拓本效果不是很好，以致“丼”中的點畫多没有拓出。《新甲骨文編》收有這些形體，比較齊全[11]。其中《合集》4951又見於《旅博》55，從公布的照片看，中間確實有點畫。《合集》961又見《天理》133+52，由於“丼”字中間剛好被齒紋打穿，不能看清中間點畫痕迹，但《新甲骨文編》在反色處理時誤把齒紋當成筆畫而入字，不妥。《合集》13044的形體最爲清晰，“丼”字中間亦有點畫。因此，A組形體象以鏟臿類掘土工具挖掘陷阱之形。《合集》10358說“……麋，獲。”“”用在“麋”之前，似正用作本義，即阬陷野獸。

B形跟A同，只是象鏟臿類工具的臿頭刻寫得比較肥大而已，不論。C組“”旁增加“又”（手）形，表示手持鏟臿以掘土，構意跟不加手形相同。我們知道，在甲骨文形體中，表示工具類的構件偏旁，有無手形筆畫並不區別字形。如甲骨文“折”，既可以寫作“”，又可以寫作“”，“敢”，即可以寫作“”，又可以寫作“”，“肇”，既可以寫作“”，又可以寫作“”，例多不贅。準此，C組上部“”上添加手形並不影響構意。C組下部所从也當是“丼”，只是中間没有點畫而已，不能看作“同”等其他偏旁，這是需要特別注意的。比如一般釋作“陷”的字，下部一般皆作“丼”或“凵”，而有一種寫法作“”，見於《合集》33167、33404、《屯南》815等版，下部也不是“同”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因此，C組形體就是A組的異體，當没有問題。

D組下部从“凵”，顯然也表示以鏟臿類工具挖出坑坎之意，“凵”中還有表示土塊的點狀筆畫，造字意圖跟上述A、B、C相同。我們知道，用作表意偏旁的“凵”有時可以跟“口”、“丼”等偏旁通用，如學界一般釋作“陷麋鹿”之“陷”的專字，既可以寫作下部从“凵”的“”，又可以寫作从“口”的“”，還可以寫作从“丼”的“”、“”、“”，從這些形體用法相同看，把它們認同爲一字異體是没有問題的[12]。以“陷”字例之，D組跟A、B、C三組也可以看作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。可以注意的是，D組《合集》18268的寫法，“”上似有手形筆畫，如果是這樣，則跟C組形體非常接近，區別只在於下部“井”與“凵”的不同了。從類組分布上看，A組見於師賓間類，B形見於無名類，C組見於賓出類，D組見於賓類，大致處於互補分布狀態[13]，從這一角度看，將ABCD四組認同爲一字異體也是說得過去的。最爲重要的是，ABCD四種形體在卜辭中的用法互有交叉，可以互相通用（詳下）。

筆者認爲，此字應該就是見於《說文·部》的“”（）。《說文》：“，坑也。从，从井，井亦聲。”段注云：“，阬也。阜部曰：‘阬，閬也。’《釋詁》曰：‘㕡，阬虛也。’與井部阱穽音同義異。謂穿地使空也。”[14]“阱”、“穽”見於《說文·井部》：“阱，陷也。从阜从井，井亦聲。，阱或从穴。，古文阱，从水。”段注云：“阱，穿地陷獸。”[15]可見，段玉裁以“穿地使空”訓“”而以“穿地陷獸”訓“阱”，這就是他所說的“音同義異”。其實早在明代，閔齊伋在《訂正六書通》中就把“”與“阱”、“穽”、“汬”並列，共同置於阱字頭下。《正字通》亦曰“、阱、穽同”。清人錢大昕、朱駿聲也指出，“”就是陷阱之“阱”的別體。朱駿聲在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中言：“阱，陷也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說文》‘大陷也。从阜从井會意，井亦聲’。……《倉頡篇》：‘埳坑曰穽。’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‘穽，坑也。’《書·費誓》‘敜乃穽’，鄭注：‘山林之田，春始穿地爲穽。’《周禮·秋官·雍氏》‘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’注：‘穿地爲塹，所以禦禽獸，其或超踰則陷焉，世謂之陷阱。’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‘罟擭陷阱。’《魯語》：‘設穽鄂。’《孟子》：‘爲阱於國中。’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：‘及其在穽檻之中。’《後漢書·趙壹傳》：‘機穽在下。’字又作汫。”又云：“，即阱之別體。”[16]沈濤《說文古本考》“”字頭出按語說“《華嚴經音義》下云：‘，籀文阱字。’則古本此字爲井部阱字重文，二徐誤竄於此。”[17]可見，“”就是傳世古書中“阱”、“穽”、“汬”等字。尤爲重要的是，《華嚴經音義》指出，“”乃“阱”的籀文。

前引C組形體“”，从又（手）、从歺、从井，與《說文》形體完全相同，正象手持鏟臿類工具開挖坎陷之形。省去手形的“”類形體，構字意圖亦十分顯豁。對於挖鑿阬陷的最終結果而言，形成一個大小、深度適中的坎陷，跟《說文》訓爲“坑也”的“”對應；對於挖鑿阬陷的目的而言，即坎陷野獸，這就跟《說文》訓作“陷”的“阱”（包括穽等）對應。上述兩個方面，就是段玉裁總結的“穿地使空”（坑）和“穿地陷獸”（陷），兩者是同一行爲的兩個方面，學界也稱之爲“名動相因”[18]。這種情形可以類比甲骨文中的“坎陷”之“坎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凵（坎）”除了有名詞用法外，“還有動詞用法，掘地爲坎或是掘地而埋物其中都可以叫‘坎’”[19]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把前引甲骨文形體釋作“”、“阱”、“穽”都是可以的。

“穽”字，最早見於出土秦文獻，如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》第5號簡和龍崗秦簡103號簡，作“”、“”之形，這些“穽”字皆用爲“陷阱”之“阱”。“阱”字多見於出土的戰國三晉文獻，形體一般作“”，多用作姓氏或人名[20]。《說文》古文“汬”見於上博簡《周易》44、45號簡，屬於楚地文獻。因此，《說文》“阱”字下收或體“穽”以及古文“汬”皆來源有自，似是戰國時期不同地域所使用的不同形體。“阱”、“穽”、“汬”所从之“阜”、“穴”、“土”、“水”等顯然都是形旁，“井”是其聲旁。“”亦从“井”得聲，只是“井”又跟“又”、“歺”等會意，構形更爲形象、原始，從其與甲骨形體有密切的對應關係看，“”顯然是更爲古老的形體，後來的“阱”、“穽”、“汬”等形體，顯然是對其形符進行了一定的改造，這符合文字演進的一般規律。因此，唐代《華嚴經音義》指出，“”乃“阱”之籀文，似也不爲虛妄。鄔可晶先生在討論古文字中“疏濬”之“濬”跟“溝壑”之“壑”的關係時指出，“‘（㕡）’在較古的時候可能既是疏濬之‘濬’字，又是谷壑、溝壑之‘壑’字，一形兼爲二用。前面說‘’似象開豁出來的阬谷、溝壑之形，其上加注‘’，表示‘壑’是用鏟臿之類的挖土工具開鑿、疏通出來的，這從表意的角度也完全講得通。《說文·四下·部》有一個‘从、从井，井亦聲’的‘’字，其本義爲‘坑也’，錢大昕、朱駿聲以爲就是陷阱之‘阱’的別體，當是。‘’的表意方式與用爲‘壑’的‘㕡’很可類比”[21]。鄔先生所言甚是。豳公盨“濬”字寫作“”，裘錫圭先生指出字形當分析爲从“”从“川”，“〇”（圓之初文）是加注的聲符[22]。除去聲符“〇”，剩下的部分跟鄔先生所論的“㕡”構字意圖頗爲一致，左下部的“川”顯然是手持鏟臿類工具工作的對象。把本文討論的甲骨文形體“”跟豳公盨“濬川”之“濬”、“溝壑”之“壑（㕡）”的形體放在一起考慮，可知我們對甲骨文形體的分析是合理的。爲了排印方便，下文就用“阱”來指代甲骨文中的ABCD四組字形。

甲骨卜辭中“阱”大致有三種用法，下面按照用法不同逐類列出，然後再做簡單的解釋。

還有一些殘辭，如《合集》961等，並不能斷定屬於哪種用法，不再列出。甲種用法，顯然用爲本義，即阬陷野獸。（1）辭是占問阬陷麋鹿，是否有所擒獲。（2）辭是占問呼令到地阬陷野獸，好不好。陳劍先生看過本文初稿後指示筆者，“”（从舟子聲）跟甲骨文“”（从舟字聲）應爲一字之繁簡，表示同一個地名，而“”跟“陷麋”見於同辭，很明顯是田獵地名，這對於指認《合集》8282的“呼阱于”之“阱”表示“阬陷野獸”之意十分有幫助。陳先生的意見十分重要，現略加申述。先把“”字之辭引出如下：

根據卜辭行款，（13）辭無疑可以補出“己”、“貞”、“子”、“于”諸字。補出後，辭例跟（2）十分相似，一個是“阱于”，一個是“陷于”。此可證明兩事：第一，、確實如陳劍先生所言，爲同一個字的繁簡二體，表示同一個地名；第二，跟“陷”處於相同位置上的“阱”確實理解爲“阬陷野獸”之意爲妥。（14）辭從驗辭所記錄的情形看，“麋”前應該可以補出動詞“陷”，而且一次阬陷就捕獲麋鹿八十八頭、野豬三十二頭、兕牛一頭，可見“”地確實多有麋鹿、野豬等野獸出没，是商王比較喜歡的狩獵地方之一。聯繫上引（13）—（15）諸辭考慮，我們對（2）辭的理解是合理的。

（3）辭占問第二日壬子王同在某地的犬官在北方阬陷野獸，是否吉利無災，有所擒獲。（4）辭“敢”，其形、音、義，陳絜先生、宋雅萍女士已經做了很好的研究和梳理[24]，不贅。“敢”作爲田獵動詞經常出現，即手持獸網迎頭兜捕的一種田獵方式。如《合集》10701、《合集》21759-21763等版經常占問“敢”、“呼敢”是否有所擒獲，“敢”表示一種田獵手段昭然若揭。本辭“阱”跟“敢”相對，似也用爲田獵動詞，即阬陷野獸。這條卜辭是占問，不要使用“敢”的方式，使用阬陷的方式捕獵好不好[25]。這種用法可以跟傳世古書中的“阱”字互相發明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，民以爲大不亦宜乎。”朱熹注：“阱，坎地以陷獸者。”《玉篇·井部》云：“阱，穿地爲阱以陷獸。”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“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。”陸德明《釋文》曰：“阱，穿地陷獸也。”《周禮·秋官·雍氏》：“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，秋令塞阱杜擭。”鄭注曰：“阱，穿地爲塹，所以禦禽獸，其或超踰，則陷焉，世謂之陷阱。”傳世古書中的“阱”多爲名詞用法[26]，現在我們知道，甲骨文時代，“阱”用作動詞，後面可以直接跟賓語，表示阬陷的野獸之名，也可以跟地名，表示阬陷野獸的地點。這無疑豐富了我們對“阱”字詞義的認識。

乙種“阱”用爲人名或族名、地名。用爲族名或人名時，不知跟周公封第四子於的“”有没有瓜葛。（5）辭占問阱（）這個人疾病是否好轉。（6）—（10）辭占問雀是否能翦伐阱（）邑。

丙種用法似與天氣狀況有關，這裏也簡單交代一下。（11）辭位於一版大龜首甲、前甲的正反兩面，十分完整。不少名家都對其做過精審的研究，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。命辭部分占問第二日乙卯是否會出太陽。占辭、驗辭刻寫在反面，由右至左排列，文字比較清晰，但諸家對占辭、驗辭的理解頗爲分歧，甚至連斷句都不盡相同。拿首句四字來說，嚴一萍先生讀爲“之勿雨”[27]，饒宗頤先生讀爲“之廌，勿雨”[28]，李學勤先生讀爲“止勿廌，雨”[29]。可見一斑。具體到本文討論的“气（迄）阱”上來，诸家看法也不一致。“气（迄）”字最早由嚴一萍改釋，先前一直釋作“三”，所以才有“三焰食日”的誤讀。本文暫從“气（迄）”釋。前文提到的嚴一萍、饒宗頤兩位先生都認爲我們釋作“阱”的字是介於“旦”跟“食日”之間表示時稱的詞，而李學勤先生則將之讀爲“列”，認爲“迄列”即“止列”。今按，諸家對“气（迄）阱”後面“食日大星（晴）”之“食日”的理解分歧不大，確定是時稱，如此，按照殷人對時稱把握的精密程度以及表達習慣，則“阱”不應該再表示時稱。另一方面，既然我們釋作“阱”的字从“井”得聲，則此字就不會如李先生所言讀爲“列”。因此，上述諸說皆不能令人滿意。按照筆者的理解，“乙卯”到“大晴”都是驗辭，是刻手對第二天乙卯日的實時觀測記錄，顯然是在描寫天明至食日一段時間內的天氣變化狀況。先是天明時候陰天，最後是“食日”時段天氣大晴，處於中間的“迄阱”肯定也是表示天氣狀況的詞或短語。甲骨文“迄”，沈培先生指出大多數都是副詞，表示最終、終究一類意思[30]。沈說可從。既然“迄”是副詞，則“阱”當表示由陰轉晴或者放晴一類意思的詞，待考。整個驗辭大意是說：乙卯之日果然没有下雨。天明時候陰天，最終“阱”，到上午吃飯時候天氣大晴。《合集》12532有一條卜辭：

（16）貞：[今日其雨]。王占曰：“疑茲迄雨。”之日允雨。三月。

沈培先生解釋這條占辭、驗辭說：“懷疑這個卜兆（顯示）終究會下雨。驗辭‘允雨’證明王的懷疑是有根據的。”[31]“迄雨”之“迄”跟我們討論的“迄阱”之“迄”用法一致，語境也相似，似可作爲一個旁證。當然，所謂的“迄”也可能是“三”（從照片和拓本上，三筆似等長），“三阱”詞意仍不可知。（12）辭，黃天樹老師面告筆者，當在“雨”後點斷。“之”疑是“之日（或夕）雨”之殘（看《綜類》64頁“之日”、“之夕”條）。黃說可從。如此，本辭“阱”之用法有其他可能性，暫置於此，待考。

綜上所論，筆者把前引甲骨文中上从“歺”（即鏟臿類挖土工具）、下或从“井”或从“凵”的字釋作“阱”，並且把相關甲骨卜辭進行了簡單的說解。由甲骨文中的“阱”，自然可以聯想到師同鼎首字，形作：

不同的學者，對其隸釋各有不同，主要分歧在於對左上部件的理解。李學勤先生隸定作“”，分析爲从“列”从“井”[32]。馬承源先生隸定作“”，認定左上偏旁是“亢”[33]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的《殷周金文集成》釋作“”[34]。筆者認爲，釋作“”有合理成分，即正確地把該字左上構件釋作“歺”。聯繫上述“阱”字形體，此字除去右部“刀”旁後的部分，很可能就是“阱”字的一種寫法，與前引甲骨“阱”字的B類寫法相同。左上部“”可能就是“歺”的變體，即把鏟臿類工具柄部的歧筆拉長，貫穿豎筆就成爲這個樣子。上“歺”下“井”，自然有可能是“阱”字。因此，此字可以看作从“刀”、“阱”聲的一個字，似可隸定作“”[35]。至於“畀其井”如何理解，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
最後談談甲骨文中另外一個从“丼”之字：

合集17965 合集17966

上部从“人”，下部亦是我們討論的“丼”，整個形體象人墜入陷阱之形。甲骨文中比較確定的“臽（陷）”字形體作“”（花東165）[36]，象人陷凵（坎）中之形，“凵”（坎）亦表聲。“坎”、“臽（陷）”古音極近，意義相同，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，“臽”就是從“坎”分化出來的一個詞[37]。因此，“凵（坎）”也可能作爲“臽（陷）”的聲符使用。西周㝬鐘銘文“臽”字寫作“”，不少學者指出，下部的“臼”就是由甲骨文中的“凵”演進而來，上部的構件乃由側立之人加脚趾之形而繁化，這都是正確的，小篆形體即來源於這種形體。戰國秦漢“臽（陷）”字又進一步簡化作“”、“”之形。可見“臽”字形體演進脈絡十分清晰。比照前面“陷麋鹿”之“陷”以及本文前面考釋出的“阱”字形體，下部既可以寫作“凵”，也可以寫作“丼”，這個从“人”从“井”的形體很可能也是“臽（陷）”的一種寫法。由於辭例不能提供有效信息，此字究竟是否可以釋作“陷”，還可以進一步研究。

✽本文是國家社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甲骨字釋的整理與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15BYY149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[1]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第2855、2859頁。

[2]同上書，第2883頁。

[3]同上書，第2882頁。

[4]參看胡厚宣主編：《甲骨文合集釋文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9年；曹錦炎、沈建華：《甲骨文校釋總集》，2006年；陳年福：《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》，綫裝書局，2010年。

[5]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》（增訂本）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19頁。

[6]同上書，第266頁。

[7]裘錫圭：《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第31—32頁。

[8]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中華書局，2012年，第1154—1155頁。

[9]同上書，第1133、1135頁。

[10]裘錫圭：《公盨銘文考釋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49頁。

[11]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》（增訂本），第319頁。

[12]趙鵬：《釋“陷”及其相關問題》，“商代與上古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”會議論文，2011年11月11—12日，後收入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六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82—93頁；王子楊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，中西書局，2013年，第138—140頁。

[13]陳劍：《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》，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綫裝書局，2007年，第317—453頁；王子楊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，中西書局，2013年。

[14]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61頁。

[15]同上書，第216頁。

[16]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859頁。

[17]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年，第4372頁。

[18]黃天樹：《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“名動相因”現象》，原載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》2013年第3期，後收入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，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81—293頁。

[19]裘錫圭：《釋“坎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第48頁。

[20]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——戰國文字聲系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817頁。陳斯鵬、石小力、蘇清芳編著：《新見金文字編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11頁。

[21]鄔可晶：《說金文“䝳”及相關之字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27頁。

[22]裘錫圭：《公盨銘文考釋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49頁。

[23]“晴”字釋讀參李學勤系列論文：《論殷墟卜辭的“星”》，《鄭州大學學報》1981年第4期，第89—90頁；《續說“鳥星”》，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，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62—66頁；《論殷墟卜辭的新星》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2000年第2期，第14—17頁。

[24]陳絜：《說“敢”》，《史海偵迹——慶祝孟世凱先生七十歲文集》，香港新世紀出版公司，2006年，第16—28頁。宋雅萍：《說甲骨文、金文的“敢”字》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：《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》第二輯，2011年，第193—212頁。

[25]當然，本辭的“阱”也可以理解爲方國名，“敢阱”就是迎頭打擊阱族（關於“敢”的此種用法可以參看宋雅萍《說甲骨文、金文的“敢”字》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：《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》第二輯，第193—212頁）。如果是這樣，則本辭當移入乙組。

[26]匿名評審專家指示筆者，唐高彥休《唐闕史·崔尚書雪冤獄》有“值龐勛構逆，穽於寇域，逾期不歸”。“穽”用作動詞，“雖不足證實早期‘阱’也有動詞用法，但道理是一樣的，似乎可備參考”。謹識於此。

[27]嚴一萍：《食日解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六期，藝文印書館，1982年，第51頁。

[28]饒宗頤：《釋紀時之奇字：、㮂與埶》，《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，1993年，第63頁。

[29]李學勤：《“三焰食日”卜辭辨誤》，《夏商周年代學札記》，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—20頁。

[30]沈培：《申論殷墟甲骨文“气”字的虛詞用法》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三輯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1—28頁。

[31]沈培：《申論殷墟甲骨文“气”字的虛詞用法》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三輯，第23頁。

[32]李学勤：《师同鼎试探》，《文物》1988年第6期，後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16—117頁。

[33]馬承源主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24頁。

[34]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訂增補本）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1446頁。

[35]關於師同鼎此字的分析，是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，本文初稿直接將其釋作“阱”，顯然不如作如此分析妥當。

[36]甲骨文中確定的“臽”字不多見，因此劉釗先生主編的《新甲骨文編》沒有出“臽”字頭，這是比較謹慎的。李宗焜先生的《甲骨文字編》倒是收錄不少“臽（陷）”字形體，如4222號收錄的“”，從辭例上看，這些形體並不宜釋作“陷”，裘錫圭先生懷疑是“坎女”合文或是“坎女”的專字，也有讀爲“坎奴”的可能。參看《釋“坎”》一文（《古文字論集》第48頁）。陳劍先生在給筆者的郵件（2016年8月4日）中指出，他早就認爲此字从“凵”从“彝”（並非“女”字，雙手作反翦之形，實乃“彝”字簡體或係其原始之形），當爲“坎彝”之合文或專字。將甲骨文“彝”字形體跟此字比對，可知陳說相當有理。另外4224、4225、4226號收錄的“”、“”、“”等形體皆當看作“坎某”的專字或“坎某”合文。尤其要指出的是，所收《合集》15664的形體亦非“臽”字，過去幾乎所有工具書都把這個形體看作“臽”，並作爲“臽”字的源頭反復加以引用，其實這個形體當釋作“罙”。黃天樹先生把《合集》15664跟《合集》13692（17984重見）遥綴，綴合後，明顯可以看出所謂“臽”當爲“罙”。參看《甲骨綴合六例及其考釋》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一輯，綫裝書局，2008年，第315—322頁。

[37]裘錫圭：《釋“坎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第48頁。

2016年7月30日據舊稿改定